2023考研中国古代史知识整理春秋战国

来源：四川新文道考研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校区时间：2023/11/7 9:19:35

春秋战国五(70––76、75––21年)

一、名词解释

1、都江堰2、郑国渠3、初租禾4、初税亩5、《法经》6、上计

7、葵丘之会8、弭兵盟会9、徐州相王10、合纵连横11、长平之战12、九流十家

13、《左传》14、《甘石星经》15、胡服骑射16、马陵之战17、三家分晋

二、问答

1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

2、试述商鞅变法的内容及其影响。

3、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体制有何发展变化?

4、简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动。

5、孟子、荀子思想的同异。

春秋战国四(70––76、75––21年)

战国时期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(官僚体制或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)

通过变法运动，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制度先后由宗法制转变为专制官僚制。居于行政位置上的不再是拥有封地的世袭领主，而是由君主任命、领取俸禄、可随时罢免的官吏。官僚制是中国古代王朝较主要的政权形成，其较初建立是在战国时期。

1、将、相分职：各国都在君主下面形成一套官僚机构。其中职位较 高的官吏为相，或称相邦、丞相、令尹等，综理行政事务，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。又有将，是统帅军队的长官。协助君主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之官为御史。

此外还有大量负责具体职掌如民政、工程、开法、工商、山林川泽等方面事务的中央官吏，名目繁杂，各国不尽相同。

2、县制取代分封制：地方上普遍设立县一级行政组织，大凡有城的都邑基本都立为县，取代了物封邑。县设令、丞、尉等官，以下有乡、里、什、伍等管理单位，君主的政令可以通过县一直贯彻到较基层。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，往往又设郡以统县，郡设守为长官，兼掌民地民政与军政。

3、任免与符玺制度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都由君主任免。任命官吏时要授予玺印，作为权力的凭证，上、下来往的各类文书都须加盖玺印，官吏任满或因罪免职时将玺印收回。对统兵的将领发放虎符，分左、右两半，将领持右，君主持左，调动军队时，左右合符命令方才生效。君主通过玺、符制度将文武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。

4、官吏考核制度：君主定期对官吏进行考核，较主要的考核方法称为“上计”。“计”即“计书”，即统计簿册。官吏每年将自己主管范围内的各种预算数字，如垦田、赋税、户口、仓储数字等写成文券上报君主，到年终持实际数字前去报核，如成绩不佳，君主即可当场将其收玺免职。这种考核制度是当时各国提 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。

5、爵位、封君制度：战国各国仍有爵位和封君，但其制度已与春秋时有较大区别，爵级更细，上等爵位授予、官员，下等爵位授予平民，以奖励军功之用。政府有时也向普通百姓直接赏赐爵位，以达到移民、征兵、征粮的目的。有爵位者按等各自享受不同的特权待遇。与春秋不同，战国的爵位一般不能世袭。另外，各国亦有受封的封君有，这些封君虽各自拥有封地，但在封地内须遵循统一的法令。他们通常只享有衣食租税之权，不能直接治民，而且位只终身或传数世，很难长期世袭。在官僚制的基本政治形态下，一切社会身份都要受控制，这是对春秋时期世卿世禄制度的重大否定。

春秋战国三(70––76、75––21年)

战国时期新型社会等级关系的定型

战国时期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这既体现在旧阶层的衰落了，也体现在新阶层的兴起，以及原有各个阶层相互之间的流动。

1、自耕小农的普遍化：由于井田制的瓦解，所分配的“份地”(私田)私有化，原来的“国人”和“庶人”所耕“份地”先后私有化，都成为耕种百亩的自耕小农。再加上各国先后推行按户籍身分的授田制，于是自耕小农在战国时代就普遍地存在。自耕小农既是生产的主力，又是作战的主力。这种自耕小农是编入户籍的良民，不同于身分低下的商人、赘婿，有按法接受分给耕田的权利，除了缴纳法定赋税和定期眼役以及战时服兵役以外，生产和生活都是自主的，拥有住屋、家畜以及生产和生活上需的财物，《秦律》上称为“士伍”，即编伍的士卒，无爵的庶民，可以接受君上的因功赏赐的低级爵位而成为有爵者。如果发生争夺财物和争夺军功的纠纷，可以经过诉讼而按法律解决，其所有财物和所得功勋，可以得到法律一定的保障。因此能够比较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，能够拥有积蓄的财物，有生产的积极性，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繁荣，使得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长期留存。

2、地主的产生：新兴地主阶级有的是由分化而来，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，有的因经商而购置土地从而成为商人地主，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乃至“鄙人”上升而成。他们在奴隶大量逃亡、井田制面临崩溃的时代，眼见奴隶制剥削已无利可图，便改变剥削方式，把土地划为小块，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，从中收取地租。从此，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，利用土地进行封建剥削，已成为当时主要的剥削方式。

3、佃农和雇农的出现：这时土地已开始买卖，有土地的农民常因不能维持生活而出卖土地，“无置锥之地”的人便逐渐加多。这些无立锥之地的农民，有的流亡到外地，成为“上无通名，下无田宅”的“宾萌”(即客民)，有的就成为“耕豪民之田，见税什五”的佃农。到战国末年，农民为了逃避繁重赋役，有的宁愿附托到豪强地主之下，甘愿做佃农。这时农民有放弃本业转入工商业的，也有失去耕地后流入城市做雇工或商店的伙计的。有所谓“市佣”、“庸保”，也有“家贫无以妻之，佣未反”的人。

4、奴隶：除上述阶层外，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官私奴隶。春秋、战国间，官府奴隶的来源，一种是俘虏。到战国时代，各国官府有把战争中的俘虏作为奴隶的，但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已经不是俘虏。捕捉俘虏来作奴隶，已经不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。战国时代官府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罪犯。因此胥靡既是一般奴隶的通称，同时又是一般罪犯的通称。这时秦国的“隶臣妾”是官奴婢性质。官府奴隶的另一个来源，就是把罪犯的妻子、儿女一起没收为奴隶。卫鞅在秦变法，公开宣布“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”，把“收孥”作为处罚的一种办法。当时官奴婢除了被用于手工业生产以外，还被用于农业生产。官奴婢除事手工业生产外，还被用于筑城、畜牧和官府的各种差役。由于这时占有和使用奴隶是合法的，一般地主和商人也就可以占有奴隶。当时穷苦人家的壮年男子，常常因为负担不起赋税，生活困难，出卖或典质给富户，称为“赘婿”，由主人配给女奴结为夫妇。这种“赘婿”，属于家奴性质。到战国末年，由于赋税的增加，人民的贫困，债务奴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，“赘婿”的数量比前增加。后来秦始皇把“赘婿”和罪犯、商人一样作为谪发的对象，就是因为“赘婿”属于家奴性质的缘故。奴隶也有被用来从事小块田地的农业生产的，但使用少数家内奴隶从事农业生，并不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。大工商业者还常用奴隶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。

5、士阶层的兴起：士较初只是泛指部落中的成年男子。到西周和春秋，士被用来特指卿大夫以下的低级。春秋后期，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，西周以来的教育体制逐步瓦解。过去由所垄断的学术文化流传到社会下层，民间聚徒讲学之风兴起(孔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)，很多庶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掌握了学术文化知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到战国时期，士的含义再度发生了转变，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。此时的“士”已与出身无关，可能来自，也可能起于微贱，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、智慧和才能。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昔日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，能够自由流动。他们学习知识并不是简单地出于好奇，而是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，即为了治国安邦，从事政治实践，这也是与当时官僚制的确立过程相适应的。此类追求知识的功利、实用色彩，事实上成为以后2 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士人的普遍特征。战国时期，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，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，这些人才大多数都来自士阶层。此时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已经比较淡漠，很多出现了“布衣卿相”之局，国君礼贤下士，并不计较出身。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，奔走出入于各国，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。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称为“子”、“夫子”，而这两个称号过去是专用于卿大夫的。这些“子”、“夫子”周游各国时通常都是“率其群徒，辩其谈说”，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。战国各国养士之风盛行。统治者对士人十分尊重，不仅从中任用官吏，还将一些人专门供养起来而不责以实务。这方面较著 名的例子是齐国的稷下学宫。除国君养士外，大臣亦多养士为食客。据称齐国孟尝君、赵国平原君、魏国信陵君、楚国春申君和战国末年的秦国相国吕不韦所养食客都达3 000人以上，为主人出谋划策、奔走游说、经办各种事务。士阶层的活跃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。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学说、学派，都提出自己对政治、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一套看法，打算“以其学易天下”。它们彼此之间不仅口头论战，而且著书立说互相辩驳，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又分化出一些小的宗派。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，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，虽有时主要尊崇一家，但对其他各家也能容纳，并能鼓励和支持各家的学术论争。这样就形成了“百家争鸣”的局面。“百家争鸣”本身是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，反过来对社会变革又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。战国时期新阶层的出现及社会等级方面发生的变化，是中国古代历较为深刻的变化，标志着一个新型社会的形成。

春秋战国二(70––76、75––21年)

春秋战国时期赋税制度的变化

税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我国的税收制度是随着奴隶制的建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。“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。”夏朝统治阶级依靠对奴隶劳动果实的占有和强迫臣服部落与平民纳“贡”来维持的生存和发展。商周时期，统治者在土地分封制的基础上，推行“井田制”，以“助”、“彻”的形式征收田赋。春秋时期，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普及和使用，生产力水平得到提 高，“井田”以外的荒地得到开垦，“私田”大量增加。另外，随着人口的增加，各级统治者也不断让其奴隶开垦土地，并且隐匿不报，据为私有。另外，诸侯之间通过相互转让、互相劫掠等各种途径，把许多土地转化为私有。“私田”数量急剧扩张。同时，春秋时期，诸侯之间战争不断，军费支出大增，各诸侯国财政紧张，不得不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源。公元94年，鲁宣公因势利导，适应土地私有制这一历史潮流，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，实行“初税亩”。《左传》记载：宣公十五年(公元94年)秋七月，初税亩。初，是开始的意思税亩是按土地亩数对土地征税，即“公田之法，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，复十取一。”凭借政治权力对“私田”开始征税，规定不论“私田”、“公田”一律“履亩而税”。从此，井田之外的“私田”开始纳税。“初税亩”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，不再凭借所有者的身份收取地租，而是凭借统治者的身份依靠政治权力按土地数量征税。可见，这种财政收入形式已具有政治强迫性、收取固定性、缴纳无偿性的税收“三性”特征，并形成了法律制度。因此，“初税亩”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税收制度的正式形成。 “初税亩”取得了预期效果，鲁国财政收入大幅增加，诸侯列国纷纷仿效。92 年，鲁国又“作丘甲”，16井为丘，按丘出军赋，增加了国人的军赋负担。83 年鲁季康子“用田赋”，进一步增加赋税，按田亩缴纳赋税。48 年，楚国“掩书土田”，即把土田分为九等，较上等是“井衍沃”，然后按土地面积、质量“量入修赋”，增加了军赋收入。43 年，郑子产实行“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”的改革，把井田上的居民按什伍制编制，以便于“履亩而税”。既而于38 年郑子产“作丘赋”，与鲁“作丘甲”意义相同。秦国改革较晚，直至战国的08 年才实行类似鲁“初税亩”的“初租禾”。比东方迟了一个多世纪。实行这些赋税改革，各国统治者虽然在主观上都是为了增加收入，但是在客观上促使了井田制的瓦解和新型土地所有制的生长。

春秋战国一(70––76、75––21年)

西周的几种重要制度及特点

1、分封制： 周灭商前后，已开始将子弟分封于新征服地区，周公东征以后大规模分封，在当时称为“封建”，即分封土地，建立之意。分封的诸侯要对天子孙承担镇守疆土、屏藩王室、缴纳贡物、朝觐述职、发兵从征等义务，在自己可以将土地继续向下分封给子弟亲属，后者称为卿大夫。分封制加强了王室对疆域的控制，巩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，即所谓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

2、宗法制： 宗法制是古代凭借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统辖管理的制度，从而成为统治者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。它的重要是嫡长子继承制。这一制度在商朝后期已经存在，到周朝变得更为典型和系统。天子的嫡长子继承王位，余子分封为诸侯，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君位，余子分封为卿大夫，依此类推，直至较 低层。嫡长后裔称做这个家族、家族的“大宗”。嫡长以外各子及其子孙则为“小宗”。无论经过多少代，大宗始终是本宗族的重要，经过他将始祖的后裔联结成一个具有实体性的血缘团体。宗法关系的基本内容，实质上就是大宗或小宗依据自己的特殊身份，对不同范围内、包括直系与旁系亲属族人的统辖管理。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，亲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相结合，有效地起到了维系社会、政治秩序的作用。这也是周朝政治有别于后世的一个重要特点。

3.井田制： 井田制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，其产生据说尚在西周之前。西周井田制的具体内是，将土地分授给公社农民，一夫(亦即一家)百亩，长百步，宽百步，称为一田。公社以百家为单位，每家耕种份地(私田)百亩，此外再种十亩公田，百家共耕千亩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：“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”即言公、私田之分。公田又有藉田之称，藉即借之义，言其借民力而种，实即农民为天子、承担的劳役地租。公田以千亩为单位，大于百亩之私田，故又称大田、甫田(甫、大同义)。当时生产力仍较低下，土地通常只耕种三年。史称第 一年耕种的田为菑田，第二年为新田，第三年为畬(yú)田。三年后地力基本耗尽，即抛荒，另辟土地，重新分配。

到西周后期，这种制度已开始发生变化。由于农民耕种公田的劳动积极性较差，公田产量日渐下降，趋于荒芜，以至时人呼吁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”，“无田甫田，维莠桀桀”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云“宣王即位，不藉千亩”。说明宣王时由公社农民共耕公田的做法已开始废止，王室和对农民的剥削方式逐渐向征收实物税过渡。就范围而言，这一转变的过程可能比较长，约在春秋中后期大体完成。这一时期铁农具与牛耕的使用直接破坏着井田制。先进农具的使用提 高了农业生产效率，公社农民得以开辟更多“私田”，而不肯“尽力于公田”。春秋时各诸侯国“公田”荒芜现象十分普遍，农民对“私田”耕作有极大的兴趣，因为“私田”较初不交税，而且可以买卖、交换、抵押。诸侯、和周天子争夺“公田”的斗争也屡屡发生，有些“公田”被变成“私田”，井田制普遍遭到破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公社农民的剥削，仅用助耕公田的方式已远远不够了，因而许多诸侯国开始改革赋税制度。齐国经济较发达，土地制度也较早发生着变化。85 年管仲采取的“相地而衰征”法，无论公、私田按土地好坏一律征收贡税，打破了井田制中“公田”和“私田”的界限。45 年，晋国“作爰田”，接着“作州兵”。爰田即辕田，爰、辕都是交换的意思。具体规定：“不易之地家百亩，一易之地家二百亩，再易之地家三百亩”，这就废除了西周以来对私田定期分配的那种“三年一换土易居”的制度，而改为“自爰其处”。这样，土地的使用权固定了，土地私人占有变为了私人所有。接着“作州兵”，2500 家为一“州”，规定每州出兵若干，按“州”服兵役，州是远郊，即“野”的行政区划，过去“野人”不当兵，现在“野人”也服兵役，增加了兵源。 94 年鲁国实行“初税亩”，即“履亩而税”。也是不论公田、私田，一律按田亩收税，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。92 年，鲁国又“作丘甲”，16井为丘，按丘出军赋，增加了国人的军赋负担。83 年鲁季康子“用田赋”，进一步增加赋税，按田亩缴纳赋税。43 年，郑子产实行“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”的改革，把井田上的居民按什伍制编制，以便于“履亩而税”。既而于38 年郑子产“作丘赋”，与鲁“作丘甲”意义相同。秦国改革较晚，直至战国的08 年才实行类似鲁“初税亩”的“初租禾”。比东方迟了一个多世纪。实行这些赋税改革，各国统治者虽然在主观上都是为了增加收入，但是在客观上促使了井田制的瓦解和新型土地所有制的生长。概括地说，井田制的实质就是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。氏族公社末期，私有制虽已产生，但还不很发达，重要的生产资料––土地在很长时间内仍保留很强的公有制特点，耕者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。同时个体生产能力低下，农村公社的聚落形态因而长期存在。公社成员不但共耕公田，在耕作私田时也要经常协作，产品亦互相调剂，仍带有很强的原始共产主义因素。这就是井田制存在的历史背景。随着生产力发展，个体家庭独立，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强，井田制的消亡也就成为历史的然。秦汉以下，许多政治家为解决贫富悬殊带来的社会矛盾，往往乞灵于“复井田”，不少王朝的土地制度也的确受到了井田制的若干影响。然而，真正的井田制较终仍只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。

4、国野制： 从分封制的角度年地，周朝管理在平面上可以分为一系列政治单元，包括王畿和各诸侯国。在每个单元中，又基本上都有国、野两类政治区域，它们之间是统治、被统治的关系，各自有不同的管理制度和社会职能。周初分封实际是由统治部族对被征服地区主动进行的武装拓展。被封者率本族人到达封地后，首先要建立一个名为“城”的军事据点，逐渐由点向面扩展，完成对封地的控制。这种城(包括近郊)在当时称为“国”，“国”以外的广大田土则称为“野”。国、野之分由此形成。诸侯又向下分封采邑给卿大夫，采邑分为都、鄙，其中心据点为都，都外田土为鄙，性质与国、野相同。国、野的居民分别称为国人、野人。前者是以周部族为主体的统治部族成员，其上层即，又称“君子”。他们世代垄断官职、爵禄，辅佐国君统治，是国人的重要。占国人大多数的下层成员属于平民(自由民)，有自己的经济、职业(如务农、从事工商业)，并对承担当兵作战的义务，他们作为国君同族成员，也都拥有干预政治的权力。遇有重大问题，国君按习惯要征询全体国人的意思。他们不仅能就重大问题发表政见，平时也可以较自由地批评掌权者，当集团利益受到侵害时还往往起而反抗，废逐乃至杀死国君，周厉王时的“国人暴动”即为典型例子。野人亦称庶人，主要是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居民，包括殷商等诸多古老部族的后裔，还有迁徙到内地的周边民族成员、流亡人口等。他们是井田制下的劳动者，以助耕公田的方式为负担劳役地租。

国、野区分在春秋时开始出现破坏的迹象，随着经济发展，传统上国、野截然分别为二的管理方式渐趋一体化。各国因战争需要，不断扩充军队，较终也打破了只有国人才能当兵的限制，大量征召野人为兵。晋国“作州兵”、鲁国“作丘甲”、郑国“作丘赋”，皆指这一转变(州、丘均为野人所居之地)。这样促进了国、野差别的泯灭。到战国时，国、野的界限已完全打破，国人、野人合二为一，逐渐演变为新兴专制政权下的编户齐民。

5、礼乐制： 礼乐是周朝典制的重要内容，也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周朝礼的范围很广，由社会习俗直至关系、军队征伐、典章制度等诸多方面，可谓包罗万象，典型体现了分封制下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。礼的实施与乐密不可分，各种礼都有为之服务的乐。乐在氏族社会本来都是用以表达情感的文化活动，与礼结合以后，乐的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，等级性的内容明显增强。不同阶层的人所用乐舞在规模、人数等方面皆有严格规定，不得逾越。周公被当作古代加工、改造礼乐的重要代表人物，据称“制礼作乐”是他一生的重大业绩之一，也是他被后世尊为圣人的重要原因。春秋中期以后，随着社会等级的变动，周代的礼乐文化秩序逐渐瓦解，但经过孔子的再加工和标榜，其中很多具体内容在后世仍然具有重要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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